先生葬有日，次子豫状先生行事来告曰：「侍读学士杨公既铭吾先君之墓，先君知子，子不可无述」。予惟杨公与先生同年进士，出处中外四十年。知先生治行详且实，莫如杨公；世人信其文，亦莫如杨公。予若复次其事，徒使人疑其传，故不叙其状，独述予之得于先生者。庆历四年，即先生治蒲之二年，予自安化徙守平阳，道蒲，先生与予语《春秋》，因出《唐志》二十篇，且曰：「此未尝以示人」。先生于褒贬善恶之著者，若无所措意。其甚异者，众之所尚，或诎之；众之所讥，或嘉之。予亦疑其然。先生为予开其端，质于大中之道，考之于《春秋》，无相戾者。呜呼，先生所美，唐善也；所诎，唐恶也！于今曷避而不以示人？盖夫违众之所讥谓之党，反众之所尚谓之隘，举世皆然，恶得独异而取危耶？宜乎先生之不以示人也。先生没，《唐志》且行于世，观其书然后见先生之志，于时未尝伸，亦未尝屈也。后之知先生者，其在《唐志》乎！先生讳沿，字某，历居大官，在朝廷为名臣，由枢密直学士为泾州观察使，泾原路经略、安抚、招讨等使，领兵贵重。以其佐军败，罢为郎。复进天章阁待制。庆历四年十一月某日终于蒲，葬用明年十月某日云。